“促进就业应在当下经济四大宏观调控目标里优先”“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新常态对过去30多年增长模式的最大挑战是，土地再不能充当发动机了”……新的一年，改革发展和宏观经济将走向何处？日前，深圳知名智库马洪基金会举办“问势2016——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多位专家就当前外界颇为关注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共享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等做专题报告。(南方日报记者 张玮)
宋晓梧：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还有增长空间
马洪基金会理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十三五”期间应重视三大问题：一是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二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三是提高基本保障的共济性，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就业应在经济四大宏观调控目标里优先。”宋晓梧解释，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稳定物价、平衡外贸这四大指标，在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可各有侧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这是国情所决定的。但跨入中等收入门槛后，经济处于换档期，现在需要消化长期积累的过剩产能，调整产业及技术结构，这使得各类就业问题凸显。
“要促进就业总量，急需大量新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优化就业结构，则急需打破各类行政性分割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当前尤其要下大力气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这也有利于推动教育体制改革，调整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布局。”宋晓梧说。
从提高就业质量来看，宋晓梧认为，急需加强职业安全卫生，建立合理薪酬制度，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这将有利于杜绝‘带血的GDP’，提升就业者的技能，并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扩大消费”；从构建就业保障看，则急需完善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及失业保险制度，解除就业者的后顾之忧。“提出就业优先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转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民生之本，应明确推进就业是‘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此外，宋晓梧直言，许多学者在谈到“新常态”和“旧常态”的比较时，较多提到过高的资本投入、过多的资源消耗和过大的环境污染，但对“过低的劳动成本”这一条提得不多。但有大量数据证明，劳动力成本能否合理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至今普通劳动者总体的工资福利水平仍然偏低，还有增长空间。”宋晓梧说，我国最低工资这几年提得较高，这是一种反弹，但仍没有达到合理范围。
刘世锦：要把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
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2016年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洪基金会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这一改革的核心在要素市场，要促进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组合，纠正要素资源的扭曲配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要素生产率。”刘世锦说，未来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有5个“主战场”，一是减产能要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的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
其次是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
三是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是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
四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刘世锦说，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应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
最后，要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刘守英：土地制度改革决定发展转型成败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刘守英则主要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新常态对传统增长模式最大的挑战，正是“土地再不能充当发动机了”。
“现在，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降到中高速，再用土地去拉升，就没那么好使了。2004年后，中西部地区工业园区和城市化的过程即证明了这一点，用土地做园区，存在大量的土地投机行为，导致城市建了大量的空置房。”刘守英认为，土地的功能必须回归常态，不要继续靠土地的发动去人为拉动经济增长，也不要靠土地作为工具来维持高投资，更不要继续靠扭曲土地价格保持高速增长。
“土地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必须要发生改变。如果继续任由地方政府以土地的低价招商引资，就难以避免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就无法解决。同时，不改变地方政府买地和圈地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激励，城市的边界就会无节制外扩，土地城镇化也就难以避免。”刘守英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决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是能否利用好下一轮发展机遇期、促进国力再上一个台阶的关键。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核心是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刘守英指出，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必须推进消除城乡土地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的优化配置与流动，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可持续的城镇化；构建两种所有制土地权利平等的产权制度，实现不同主体平等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机会；实施确权和不动产登记，为保障土地权益和农业现代化、人口城镇化提供基础制度保障；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和用地模式改革，促进土地收益的更公平分配，实现全社会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以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和加大城市化地区土地市场化配置，实现不同主体平等进入市场和稀缺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完善土地经营、融资和税收制度，为城镇化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