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基金会问势2017理事报告会
编者按：2017年1月8日，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大力支持下，由我会与深圳商报社再度联合主办“马洪基金会问势2017理事报告会”。本期报告会邀请我会具有国内一流水准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专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就有关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汇率问题以及房地产问题做专题报道，并邀请马洪基金会理事、原深圳市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教授做精彩点评。现将报告会主要精彩内容和主要媒体报道整理汇编，供大家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
主要精彩观点
樊纲：问势2017中国经济形势
——关于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汇率及房地产
【要点提示】
非常高兴马洪基金会组织这次报告会，感谢在座的星期天下午听我分析和讨论现在的一些经济问题。刚才罗力说多给点时间好讲透，中国的事儿一个半小时是讲不透的，咱们分析到哪儿是哪儿，但要集中讲三个问题：一是经济的L型增长究竟还有多长时间，我们的经济软着陆时间还有多长；二是讲讲汇率的事；三是讲讲房地产的问题。
一、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和分析
1、中国经济已经企稳
中国经济一直在下滑，第四个季度平稳下来，全年达到6.7%，去年是6.9％，今年比6.9仍然是低了一点。经常有人问我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到底了？我说，中国的经济2016年到没到底，2017年才会知道。如果2017年底的经济增长率比2016年高一点或持平的话，可以说2016年到底了；如果2017年还在下滑，那就是继续探底。这个问题我还回答不了。
但是现在看，我们有一些指标确实表明中国经济正在企稳。比如通货紧缩问题，生产者价格指数终于结束了连续54个月的下滑，最后一个季度价格开始回升了。还出现一些好的消息，企业利润在回升，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尽管还有很多企业不景气，但总体来讲开始出现了回升。一部分产业稳定了下来，不好的产业继续不好，汽车、机械制造、消费品包括一般消费品则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应该是给了大家信心。
但对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还不能太乐观，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处理的问题，面对的难题才刚刚开始解决。2016年有些问题刚刚破题，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剩产业的企业仍然处在困境中，中小企业也处在困境中。债务率这么高，比如说去产能这件事，债转股才刚刚开始。
2、本次经济下滑的原因：两次经济过热的叠加
为什么这么难？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们现在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反过来会知道这次经济调整的过程还有多长。
（1）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有两次经济过热
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两次经济过热，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那时深圳的增长率都接近20%。2007年开始经济调整，做房地产的都知道，2007年9月份国家出台了国几条，房地产开始调头，股市也接着调头。2008年有一轮调整，深圳房价跌了50%，通过2008、2009两年的刺激经济计划，到2010年逐渐恢复正常。
（2）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是正确的
2008年底发生世界金融危机，G20开会一致同意吸取1939年经济大危机的历史教训，联手救市，在此之前国际上还没有联手救市的先例。为什么这里要说说历史教训这件事呢？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说，2008年不该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我认为说这些话就是不顾历史、不顾现实。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全球性严重的金融危机出了纳粹、出了极端主义思潮。在贫困、破产、倒闭、失业、饥饿的压力下，世界各地都是极端思潮，就像现在世界的极端思潮一样。出了一个纳粹，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直到1945年才开始重新增长，到1954年，时隔25年后才回到1929年的经济水平。你想想这历史教训惨痛不惨痛？而且宏观经济学什么时候产生的？宏观经济学政策、宏观经济学都是1939年经济大萧条的产物，都是在风雨飘摇中产生的。1936年凯恩斯写一本书，标志着宏观经济学诞生。罗斯福当政搞了“罗斯福新政”，才有现代的宏观调控政策。轻易说不该搞宏观调控，政府不应该出台经济政策，遇到大的危机让市场自由调整，这怎么可能？连美国人现在都不这么说了，都不自由到这种程度，现在他们的调控、监管比我们还严。我们有些经济学家不懂历史，不懂理论，不知道理论是怎么产生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吃了沉痛的教训才得来的。
我们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大了吗？现在有些人一说刺激政策，就说4万亿，其实政府两年的支出放在一块说是4万亿，一年只有2万亿，这就是公关宣传手段。这2万亿多数不是刺激政策放出来的，多数是税收，是政府的正常支出，是用财政正常支出去建设基础设施。真正所谓的刺激政策，必须是解决无中生有的需求，必须是财政赤字，是政府借钱借出来的。
（3）地方融资贷款大增才是第二次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
其实2008年那2万亿在当年的刺激政策里占比很少，真正的大头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那是地方政府贷款，享受政府信用，是当年GDP的34%，是世界最大的。中国的经济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4）现在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两次过热叠加导致的产能过剩
两次过热叠加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产能过剩。2008年我们计算过，钢铁产能，4亿吨需求6亿吨产能，三分之一过剩；2011年再计算，6亿吨的需求12亿吨产能，一半过剩。这就是我们现在问题的来源。
3、现在的问题是典型的经济周期问题
这些问题是典型的经济周期问题，什么叫典型的经济周期？天下所有的经济在过热之后都是同样的问题，都进入调整时期，性质是同样的，表现可能不同。以前我们教科书说到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七、八年来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来了就砸机器倒牛奶，砸机器就是去产能，倒牛奶就是去库存。中国这一次是钢铁、煤炭，上一次是纺织，这是过热的结果，是典型周期性问题在这个时候的表现。这个周期就是两三年的投资狂热，然后开始过剩，过剩以后开始清理这些问题，就出现危机了。
我们有点特殊性，我们的体制也好、政策也好都有特殊性。我们通过行政管制和政策努力避免危机的出现，用软着陆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西方市场经济没有这么多行政管制，宏观调控也不是那么到位，很多事情做不了，过热的时候可能危机程度就非常高。
比如有两件事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当时私人建的钢厂都关了，行政手段关的，把你弄到监狱里，叫做“铁本事件”。另一个是住房限购，有钱不让买房子，这个行政手段西方做不了吧。因此我们的调控手段比较硬，使泡沫不是特别大。
大家可以想一想宏观调控这个词的含义，不少人一说宏观调控就认为指的都是压制管制，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中性词，压也叫调控，刺激也叫调控，我们把宏观调控这个词给了压，刺激就叫刺激政策，现在的名词用法通常是这样的。我们压的力度比较大，因此泡沫还是有节制的。
有节制就比较容易实现软着陆，就可以适当控制泡沫破裂的过程，不让问题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不要使局部性的风险变成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压出一些拐点。比如说房地产限购政策，我们2009年开始刺激，2009、2010年是一次过热，2010年初政策开始收紧，当时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4月份出现了住房限购政策，一线城市鼓起来的泡沫抑制住了，没来得及波及到二、三线城市（这次的过热稍微波及到二三线城市一点），然后开始软着陆的过程。
4、经济已实现软着陆：不会崩盘但调整期会较长
不过现在GDP增长再低，我们还六点几的增长，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破产，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崩盘。所以软着陆的好处是不会衰退，衰退就是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软着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恢复的时间会比较长。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都是急风暴雨式的。像美国这次的次贷危机，一下子出现倒闭破产潮，雷曼兄弟那么大的金融机构都破产了，出现了大量失业、下岗现象。但是它恢复得也比较快，从前年开始恢复，GDP增长速度开始提高，到现在已达到增长三点几，这在美国历史上都是比较高的。世界上美国的经济复苏还是比较快的，而我们下滑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这就是软着陆和硬着陆的差别。那么我们经济恢复的时间要多长？也就是说L型经济增长趋势还要走多长？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个没有其他国家的事例可以借鉴，我们可以借鉴自己的历史，看看我们自己的周期性波动情况。
这张图很简单，就两个统计数字，没有做过任何修饰。蓝色的曲线是GDP增长率，红色的是通货膨胀率。首先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我们通常说惯的一句话是错的，即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是10%以上的增长，其实没有几年是10%以上，波来动去。90年代以后在两个高峰之间有一个深深的低谷，大家看蓝色曲线中间有一个深深、大大、长长的低谷，那就是上一波的经济调整期，就是我们说的历史上的上一轮经济周期。1992年最热的时候到了14.2%，2007年到了14.1%，中国的过热都是14%的级别，然后14.2%，1993、1994年都很高，1994年朱镕基开始压缩银根，开始调整。1995年开始下滑，下滑了多久？连续五年下滑，2000年比1999年高了一点，因此1999年探底，2000年高一点，2001、2002仍然在低谷徘徊，又走了三年时间，前后加起来一共八年，这就是上一轮的软着陆。
问题和现在一样、性质都是一样的，也是产能过剩。刚才说了砸纱锭，那个时候电多了，也是债务问题，表现就是银行坏账，坏账率到了50%以上，真是恐怖。现在金融有多坏？要比上次更坏也不容易了。后来搞了债转股，也是要去掉一些产能，同时搞了国企抓大放小，3000万国企职工下岗。我们这次不会那么严重，这次国企职工加起来不到200万，但现在国企职工下岗成本会比较高。上回危机下滑、在低谷徘徊了八年，我们现在多久了？从2011年开始，已经下滑了六年，即使2017年不比2016年更低，这些问题也才刚刚开始解决。比如说去产能问题，去年一定程度上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刚开始企业的活力还没有恢复，还处在僵尸状态。2016年刚开了一个头，后面还得调整，还得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还要多久经济才能复苏，也说不清楚，我不做预测。按照上次相比推理来看，这次产能过剩问题、债务问题是两次叠加出来的，不会比上次容易，只能更难。因此八年时间可能打不住，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十三五”的五年期间是处理“十一五”、“十二五”过剩的后遗症。
5、2017年经济增长率在6.5至7之间
为什么防过热？过热的时候大家日子都好过，防的主要就是过热导致后面过剩的事，周期危机都是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因此我给不出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明年开始复苏了，L型就是低谷，但还得徘徊。如果2017年大家努力克服利益集团的掣肘，形势会好点；如果2017年做得不够多、力度不够大，经济形势可能会探底得更深一点。好消息是现在有经济已经有了企稳迹象，起码不会再深度下滑了。如果让我做预期的话，2017年GDP增长6.5到7之间总是能达到的。
6、经济调整期是最好的企业创新期
现在世界上还有人说中国经济要崩盘了，硬着陆了，我说已经软着陆了这么多年，不会再硬着陆了，很多问题已经在处理的过程中。
调整有它的积极功能，过热的时候很多市场机制作用是体现不出来的。我们总说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其实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都有饭吃，你淘汰谁？过热的时候连定单都赶不过来，很少有人去做创新的事情。现在危机来了，逼着你创新、降低成本，就这个时候真正的优胜劣汰出现了。
简单回顾一下， 2001、2002年，在上一轮经济软着陆走到L型尾部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现象，那个时候企业的利润开始上升，企业的投资开始恢复，但当时还在通货紧缩阶段。大家开始很奇怪，这是说不通的，价格在下降，怎么投资增长了？利润增长了？仔细一分析，是因为经过七、八年的调整，包括抓大放小，优胜劣汰，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效率等，使企业的成本降低了。效率提高的表现之一就是成本下降，成本下降就可以做两件事，一个是价格可以下降，另一个是利润可以提升，利润高了投资就开始恢复了。当年我专门写过一篇《有效降价》的文章，那不叫通货紧缩，是因为有效率了才能降价，都是围绕效率改进的结果。我们现在的调整也有它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为我们下一轮的正常增长打下更好的体制基础、效率基础，不要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好，应该看到它积极的一面。
7、两个重要的评论
讲完这些我想做两个评论：
（1）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是周期性因素
导致我们现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是短期因素还是长期因素？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这是对现在这轮中国经济下滑的判断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从此就是中低、中高速增长，反正是告别了高增长时代。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了、污染了、世界经济情况不好了。我承认有这些长期因素，所以我们现在要是考虑企业增长率和实际增长能力的话，也不会跟2000年那时一样了，2000年时正常增长速度一般说是8%到9%，现在我说正常增长速度应该是6.5%到7.5%。这里面肯定就已经考虑到长期因素的影响了。
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周期性因素，要不是因为经济周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而且周期性因素是随着周期的变化逐步调整的，这个周期过了，把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可以恢复正常增长，正常增长不是我们这种低迷的状态，但也不要再回到过热增长，过去我们到10%的增长就是过热，通货膨胀就起来了。因此在解释现在的经济下滑、经济低迷过程中，我们要有周期的眼光。要分析周期性因素来说明当前的一些现象，否则你说不通的，你就不能看到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在能力。我们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现在是13%、14%，韩国1979年就达到这个水平。和美国的人均GDP比。我们这么点人均GDP算什么？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我们的创新、我们的技术进步，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个人看，从长期来讲，不要以为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不要以为中国经济没有潜力了，中国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潜力仍然巨大。
即要看到这些长期因素，也要分析短期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现在的形势有一个正确判断。短期因素就是周期经济波动带来的问题，现在基本判断是，在L型的过程中我们还没有走完底部，仍然在调整过程中，仍然不属于一种正常状态，当然这都是经济学术语，不要和常态相比，我们讲的是经济学的一些状态。
（2）宏观经济形势不好企业也可继续发展
在座的可能有一些企业家，讲宏观的东西对大家当然都有点关系，所以大家也想听听、讨论讨论，但它就那么重要吗？有一位著名企业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挺对，真正好的企业宏观经济对他没什么关系，宏观经济好的时候它好，不好的时候它也好。前些日子，我看央视9套的一个纪录片，讲美国早期商业精英的故事，讲洛克菲勒、肯德基、卡耐基这些人，评论员就是现在的商业大亨，其中包括特朗普，当时他还没有当选总统，他是作为商界大亨评论他的前辈。他说：“经济好的时候我也好，经济不好的时候我最好，我可以收购，我可以低成本扩张，做经济好时做不了的事，买我想买的东西”。结论是什么？企业重要的是怎么专注、专业地把自己做好，你把企业做好了经济怎么波动你都好。从国家来讲的例子就是德国，它把大家都要的东西做得最精致，做到世界第一，经济好的时候得要这些东西，经济不好的时候还得要这些东西，因此德国的经济一直很好。
企业的例子就多了，现在不好的企业中有的是被市场拉着不好的，整个行业产能过剩，在调整过程中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但是你看一个产业中，一定有好的企业，他现在订单反而多了，他可以低成本扩张再去收购别人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过去几年里在专心、专注、专业做好自己的事。有的企业过去被教授、媒体、学者、政府官员忽悠，制造业不行了就搞高新产业，搞金融，搞地产，把转型理解为转产，天天左顾右盼的转产，，结果大家都不专业、都不专注市场一不好首先你就不好。你要做好了，这个市场再不好你也好。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宏观经济和企业关系也不大，真正有关的还是怎么把企业做好，把中国制造业怎么做好，把中国实业怎么做好。现在你去看各个产业，都是有类似现象，它带有一些规律性。
二、关于汇率
1、当前汇率的国际市场背景：特朗普效应
下面讲讲汇率的国际市场背景。
我前面完全没讲国际市场。2017年是非常不确定性的一年，中国经济本身倒是比较确定，但世界确实不确定，最大的不确定就是特朗普，现在不光是咱们觉得不确定，世界上所有人都觉得不确定，都在讨论特朗普，研究他发出来的每个推特。
我们要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现在看来是确定的，在全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带动下、在民粹带动下，欧洲也在保护。其实新兴市场国家与我们的贸易摩擦也很多，但我们一般不报道，不把它当回事，我们和美国有贸易摩擦都报道，其实真正有贸易摩擦都是新兴市场国家。
特朗普搞保护主义一点都不奇怪，他是个极端的例子，他对中国比较强硬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把产品做得更便宜、更优质，在高关税下我还能卖得好。特朗普要跟俄罗斯和好，要撤出欧洲，但是对亚太、南海还是强硬的，我想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确实要做思想准备，这些都是不确定性，2017年就在他的不确定性中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
除了这些不确定性的事情，特朗普还说要给中国扣上汇率操纵者的帽子，他现在这么说，真正要做的时候恐怕连他的顾问都会拦住他。因为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汇率不是低估了，是高估了，市场要求它贬值。我们过去这几年一直是上升的，是高估了的，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操纵汇率。中国是防止汇率下降太快，怎么能说用汇率获得贸易竞争利益？
如果真正打贸易战，如果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因此而大大提高，他也得想一想。iPhone回美国生产起码一部1000美金，现在只有500美金。他现在说的事情真正今后能做多少，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些也都是不确定的。能确定的是，他一定会更加走贸易保护主义的路。所以2017年国际上最大的事就是这个，围绕这个事还有其它的事，对我们的经济会有影响。反过来讲，这五六年我们的国际贸易一直在下降，我们的调整正在进行中，我们越来越少依赖贸易，越来越少依赖投资了，更多的是依赖消费、依赖服务业的发展。国际贸易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
所谓“特朗普效应”，就是指特朗普所做的事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影响。其实他对某件事的做法，都可能会产生比较复杂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效应。很不确定，要加以综合分析。比如说，他一方面说给企业减税，刺激美国经济，然后又说要修基础设施，从需求方拉动经济。减税是供给方，修基础设施又是需求方，这两个同时做一定会导致赤字大涨，政府债务比例大增。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预期会非常高，怎么办？那就是加息了。明年美联储加几次息？现在还说不好，预期加两次，我说两次都止不住。美元一旦升值，其它国家货币贬值，美元又流回美国了，对新兴市场国家负面影响非常大。但是反过来讲，修基础设施要用原材料，对新兴市场国家又是有好处的。所以特朗普效应也是复杂的，是有多面性的，它的效应不能简单的说是单线条。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这样，很复杂，所以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另外，他的民粹也是做到头了，他是靠民粹当选的，他把民粹做到了极致。一般美国政坛上的“左派”上台是增加福利、增加开支，“右派”上台则是减税。他一个人上来又要减税、又要增加开支。他是搞两头民粹，会使美国未来几年的债务率、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泡沫会非常大，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和世界金融的关系要看到特朗普效应的这个方面。
2、人民币汇率下降主要是对美元在贬值
讲到我们自己的汇率，最近人民币在贬值，这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事情，首先要明确的是，贬值是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这是第一个问题。人民币兑其它货币可没贬值，而且有的还在升值，兑日元、欧元我们升了很多吧！兑英镑升的很多吧！中国人到海外购物的数额剧增。英国人脱欧，英镑贬值，到英国上学的学费八块人民币换一个英镑，没贬值吧！中国人到日本扫货、到欧洲扫货。前几天一个朋友旅游到布拉格，在欧洲吃顿饭发个朋友圈，说布拉格的晚饭便宜得让他感到内疚。所以要说贬值，人民币不值钱了，那只是对美元不值钱了。
汇率复杂的问题在哪儿呢？一个货币的升值就表现为另一个货币的贬值，这就是两个货币之间数量上的关系。这个时候你就要看，汇率变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汇率变动是美元升值，是特朗普当选，是英国脱欧，美国一直在升值，导致人民币贬值。有人说你这是玩文字游戏，我说不对，这就是关于汇率变动原因的分析。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认识清楚，你要投机汇率可能是要吃亏的。你认为人民币要贬值，天天盯着人民币，天天盯着中国出什么事，你就忽视了真正的问题。美元升得这么高，还会再升吗？是不是该回调了？这是该问的问题。果然这两天美元在回调了吧。中国出什么事了吗？中国出的事都炒过了，最近没有坏消息。因此，最近一段人民币贬值是因为美元的升值和其他货币的贬值。
3、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三个原因
（1）人民币估值偏高
人民币确实从2015年6月份开始，经历了贬值的过程，原因是过去汇率高估、币值高估，确实应该回调。
第一张是1994年到2014年9月的图，从图上看，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另一张图显示的是人民币从2008年一直升到2015年中期才开始回调。所以，人民币币值为什么过高？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年一直盯住美元。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元一直坚挺，导致我们对所有其它的货币都在升值。
前些日子美元基本稳定，在人民币汇率在6.3这个位置上停了很久，后来美元也升值了。这么高的币值导致我们出口下降了，是由于人民币一个劲跟着美元升值。因此，我们现在出口下降和币值高估是有关系的。大家现在一说人民币贬值，就都觉得我口袋里的钱贬值了，但是这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可就好了。世界许多国家竞争性贬值，就是为了获得企业竞争力。你从个人财富的角度上来看，是少了一点，但从企业角度是有好处的，币值高估的时候反而是是对出口企业有坏处的。所以，人民币现在的贬值，是对过去币值高估的调整和校正。当前中国经济也在调整，我们经济有些问题的暴露确实成为了贬值的原因。我们的汇率从6.3贬到现在的将近7，其中一部分确实是我们自己在主动贬值。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汇率，需要低一点的汇率，这就是货币贬值的第一个原因。
（2）美元升值
现在主要的是第二个原因，是美元升值。美元要加息了，特朗普当选了，刺激经济了，股市好了，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美元升值走强。我们不能再跟着美元这么走了，我们不再盯着美元了，于是我们贬值。最近的贬值主要是美元升值的原因。
（3）其他主要国际货币贬值
汇率变动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其他货币的贬值会对我们有压力、有影响。你只要搞自由浮动利率，盯住一个篮子货币的时候，其它货币的变动都会对你产生影响，使得你在一般的复杂均衡体系中发生变化。这些年我们经历了英国脱欧、欧洲的波动、欧债危机、日本经济不景气等。所有的货币都在贬值，而我们还一个劲地盯着美元。最近人民币的贬值是因为其他货币又进一步贬值，压着我们也不得不贬一贬，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英镑贬了10%，如果我们不贬的话我们相对于它升了10%，我们贸易就失衡了。中国人到英国买东西多了，反过来英国人买我们的东西就少了。我们就得贬一贬，不然我们就吃亏了。贬多少呢？不一定贬10%，贬10%对其它货币又太多了。一般这种情况，考虑到贸易结构问题，兑美元也贬一贬，对英镑还是升一点。
从这张图上看，红的是人民币，英镑、瑞士法郎、欧元、日元、韩元都在下降的这一边，因此对它们来讲，我们仍然是升的。对这边国家的货币币值是升的，对美元那边则是贬的。当然大家兑美元来说，都贬了。汇率的问题很复杂，很容易产生很多幻觉，需要做认真的分析。
4、人民币还会贬值多少？
大家可能要问我，从长期趋势看人民币会贬到哪儿？其实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心中大概还有一个固定汇率的概念，觉得它应该到哪儿会停住。我说，你别再指望以后会有这种汇率了，人民币大概就是在波来动去了。最好的问题应该是问，人民币什么时候止跌回升？要看波动趋势，而不是停在7.9或8.1。因为前面所讲的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三种原因都在变，世界各种情况都在变，决定了汇率要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点大家要有思想准备，不要再指望中国政府回到固定汇率制，回到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上，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以后要像其他国家的人、其他国家的企业一样，每天面临波来动去的汇率体系，要去做的事情不是想过去汇率了，而是想我们如何对冲汇率风险。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金融机构，都会给企业提供一些规避外汇风险的工具和产品，这样外汇避险就很容易。比如搞一个外汇组合，一个汇率就要有至少两种货币。如果持有两种货币资产的话，这个货币贬值了那个货币就升值了，总的来讲你是不吃亏的，汇率机制就会越来越灵活。
5、中国政府对货币兑换管制是正确的吗？
大家会问政府是不是今后会对货币兑换有很多管制、很多干预？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可以兑换5万美元的额度我也没用过，我也没去换过，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管制的，这方面的制度设计我们没有参与过。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任何政府，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不希望外汇市场的调整太快，都不希望汇率大幅波动，而是希望调整比较平缓。
在人民币坚挺，境外大规模热钱涌入时，就有大量的外汇换成人民币，来挣我们人民币的利差和汇差。现在人民币贬值，当然就是热钱在流出了。大量热钱进来的时候，你得设点障碍不让它进来，中央政府前些年也在做这个事。大量热钱要往外涌的时候，也得设置一点障碍，让它平缓一点。我这里不是为设置障碍做辩护，而是即使是原来一个劲鼓吹金融自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承认，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些宏观审慎措施，防止资金大量流出流入导致金融波动和经济波动。因此，当你不能用市场的方法处理风险，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是一致同意需要有些管制的。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各国政府都希望经济平滑调整，我们也正在进行调整，大家都不希望出现经济和金融的大波动。
6、关于中国的外汇储备
（1）导致当前外汇储备减少三个因素
讲完外汇再把国际收支再讲一讲。今天的消息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是3.01万亿美元，12月又少了300亿美元，减幅在收窄，每月600、500、400亿美元的往下减，要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了。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原因首先是热钱，热钱就是赌汇率的钱，前些年拼命往里进，现在拼命往外出，这钱进来就是为了出的，你就让它出去，让它走，越早走越好，少在这儿兴风作浪，这是一个投机性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周期性的因素。现在国内投资机会还不多，我们的经济还在调整过程中，过剩产能还在，企业和个人就到外面找好的投资机会。政府也在投，比如“一带一路”等。过去几年政府有钱了就做些这样的事情，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去年9月境外兼并重组资金投入就是前年全年的总和，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一直在做开放白皮书，去年开放白皮书的名字就叫中国境外投资元年，这两年增长比较快，我们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别人对我们的投资。
第三个因素就是个人换汇，就是那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大家想想为什么？有些人是真想拿到外面去投资，有些人是想到外面上学、想到外面买房子。现在不让到境外买房子买保险了，银联卡也不能再去刷着到境外买保险了。央行还出来澄清说不让到境外买房子不是新政，原来就有这个制度。为什么说原来有这个制度，因为买房子是投资行为；保险是投联险，那也叫投资，是资本帐户的问题。
（2）中国的资本账户并未放开
我们那5万美元换汇额和我们的信用卡，一般买的都是消费品/而且你买辆车都可能用信用卡，可那也是消费品，它不属于投资类。但买房子、买保险是投资类。我们现在经常帐户上是开放的，没有限制，假定你用5万美元是上学、是境外旅游消费的，那基本就够了。但买房子、买保险是属于投资类，投资类历来是有管制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开放投资帐户。因此过去到境外买房子、买保险可能没太管，现在要管起来。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有一部分外汇已经从这个渠道走出去了、换出去了。特别是通过刷卡，刷卡能在外面买保险，等于从信用卡的角度做了投资，这是一个漏洞。
（3）中国的个人换汇政策并未导致国民外汇储备减少多少
但个人换的5万美元出没出去呢？我说没出去。实际上只换了一个帐户，是在同一个银行换了5万美元后再开了一个美元帐户而已。多数人应该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是为了防止人民币贬值才赶紧换成美元的，但是这个美元没并有拿走，并没有出国，所有者并没有变成其他外国人，你还是放在国内的帐户上。这个时候发生什么的情况是，人民银行官方外汇储备少了5万美元，而银行的民间外汇储备多了5万美元。
所有的外汇储备都是要拿出去花的，都是要投资的，不能放在那里天天损失。但官方外汇储备只能买国外的政府债券，因为必须是低风险的，所以它的收益也很低。而到了商业银行就不同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不要求商业银行做二次结汇，允许商业银行持有外汇。这样它就可以买收益比较高的资产，可以买企业债券，甚至可以买点股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私人外汇储备。假设上述所说老百姓换汇的这笔钱没真正拿出境外去花，它仍然是国民储备的一部分，那么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官方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私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而国民储备并没有减少多少。
（4）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实际上1万亿美元就够了
其实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变成2万亿美元才好呢，特别是官方储备1万亿美元就够了。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外汇储备，为什么发达国家就没有外汇储备，为什么都是落后国家有外汇储备（日本当然有点特殊）？因为外汇储备本来的功能就是抵押品，就是人家不相信你的货币，所以你得拿点硬通货作为信用担保，按照这么算，要达到安全程度，8000亿美元足够了，如果按照投资可能还多一点。现在人民币进了SDR，我们也是硬通货了，就更不需要那么多外汇储备了，所以现在外汇储备降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不要下降速度太快，希望能够平稳的调整，因此适当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控制，也是必要的。
（5）长远看中国个人一定会可以投资境外产品
长远来看，中国一定是越来越开放，中国人完全可以拿钱到外面去投资。现在有深港通、沪港通，有合格境外投资人QDII，这样不光是机构，即使个人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投资境外产品。
另外有人问，现在用人民币换美元，换多好还是换少好？我认为现在换太多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汇率在不断波动中，还是要规避各种汇率风险，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货币资产组合，以平常心来看待。同时大家也理解政府现在控制外汇流出，总是希望平稳一点过渡。
三、关于房地产问题
1、这轮房地产波动的最大特点是两极分化
最近两年深圳又经历了一轮房价飙升，跃居全国第一，荣登榜首，上涨幅度和整个价格水平都是最高的，处在这一轮的风口浪尖上。
这轮房地产波动最抢眼、最突出的是两极分化，一线几个大城市飙升。这张图还没有反映二线城市，一部分二线城市升得也很快，但三、四线城市属于去库存的范畴，卖不出房。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现在城市化政策违背了人的迁移规律，违背了城市化的基本规律，结果导致这个问题。
2、对房地产价格的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一是房价为什么高？因为货币多。货币和房价一定是有关系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要交易房子一定得有货币，一般等价物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货币多了任何价格都可以提高，就像大水漫灌，水可以流到任何一个角落。我就要问了，这次为什么没到猪肉上去呢？以前到过吧；这次为什么没到大蒜上去？这次怎么没到股市上去？你说到房地产，都是房地产市场，可为什么没到三、四线城市去？前两年货币增长速度是18%、19%，比现在还多，这几年已经降到10%到11%了，前几年房价怎么没有飙升？当然它一定跟货币有关系，货币因素好象也能解释，但是似是而非，解释不了现在房价飙升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房价贵是因为土地贵。房地产商经常说这话，几次会上我听着就想反驳。我说楼价贵是因为地价贵，地价不是房产商拍出来的吗？不是你举的牌吗？你为什么举牌呢，是你预期未来房价会高于现在，所以你才敢比现在更高的价格拍地。地价是派生的，房价是最终需求。
为什么房价越来越高，地价就不能上去？为什么钱都让你开发商挣了。拍出地价高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就是要把地产商的级差地租和超额利润榨干，榨干以后再说。做得对不对另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你把这笔钱拿走，这种情况下就是要高，因为你预期高。地产商说我预期错了，没想到政府出来调控，那是你预期错误的问题，是你当初预期错得离谱了。
3、导致大城市房地产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出了偏差
中国的土地问题很多，本来的土地就少，人均可居住面积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们还得粮食自给自足，这个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在我们有生之间都有这个记忆，我们当年闹饥荒的时候，世界很多国家对我们搞粮食禁运。当然现在政策在调整，现在口粮基本自足，其他粮食可以更多的进口。
我们的土地容积率太低，有的地方政府确实是故意制造紧张。我们的一些大城市人为设限，土地供应就是太少；而很多人不去的小城市又敞开用地。还有我们的农村土地制度，闲置大量的房子、大量的宅基地，所以有一系列的问题，但不是短期内竞标出了地王的过程问题，而是一些深层次的大问题。
在这儿我想讲的是，我们的城市化战略出了偏差，这是我们研究院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我们研究城市化的土地问题，规模问题，承载力问题。这里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化，为什么世界都走向城市，而且都走向了大城市。因为城市化能给我们带来聚集效应、规模效应，企业的聚集使得我们基础设施的成本比较低，当年农村都搞乡镇工业的话，拉根电线到远处的山沟里得花多少钱？后来做城市的开发区，三通一平，可以支撑大量企业，产生大量就业，还有很多其它的规模效应，包括解决污染都是大城市比较有效率。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垃圾厂都没办法建，这是最基本的。
有了人口聚集就有了效益，有了效益就有了企业的发展，有了企业的发展才有就业的增长，才有收入的增长。人为什么迁移？就是要就业，要有收入，，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这样才会有人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过程，这是城市化的基本逻辑。
我们总想着搞小城镇，鼓励小城市发展，限制大城市发展，让大家到小城市居住，但小城市的就业呢？一个想法是，我们鼓励企业到小城市发展。那问题就来了，小城市没有聚集效应，没有产业链的聚集，又没有人才，人才又走了。结果是，幻想着企业到小城市，结果是企业都到了大城市。小城市的地方政府都愿意发展自己的城市，说我们要发展小城镇，就忽悠一些企业到那儿拿地盖房，盖了很多房子后，发现人走光了，这就是库存问题，就是卖不出去，这个我真是见过，一眼望不到边的房子，最后怎么办？是不是要炸掉呀，真是不知道。90年代初的时候炸过烂尾楼，今后我们的一些鬼城怎么办？中国的鬼城可不是西部偏远的小村子，我们会有高楼大厦的鬼城，还不光是鄂尔多斯那几个，有些城市建了很多房子，但是人走楼空。都到哪儿去了？绝大多数人口迁移去了大城市，到大的人口聚集区。
大城市不仅是深圳、上海、北京，还有很多中心城区，人口聚集的一些地区，省会城市，区域性的像武汉、长沙、郑州、南京，去了这些地方，这些人宁可在那儿飘着，他有机会，能有城市生活。人口聚集会产生服务业的发展，家庭生活社会化，同时又有文化的聚集、知识的创造。新增长理论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知识碰撞、知识存量能产生增量，越多人聚在一起就产生创新的概念。但是人都涌进大城市就出现了很多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问题，大城市就不得不人为设限，不给土地、不给公共设施，然后就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最后房价就飙升了，这就是一线大城市房价飙升的基本逻辑。
如果回到经济学，这就是一个供求关系问题。在太多的需求面对太小的供给、有限的供给的地方，人为设限的供给一定会价格飙升。而在一个需求下降，甚至没有需求，但供给却在增长的地方，其结果一定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这不是什么秘密，最近总有人说重庆的房价为什么那么低？有人还坐着飞机到重庆去买房。重庆房价为什么那么低？黄奇帆市长说我们就是一个办法，我们手里拿着一批地，一个是建高速路的时候留下的一批地，还有很多不在红线里的，不算农田的山地。他说我们的原则就是，房价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就放地增加供给，这是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所以房价一直上不去。而你这儿人为设限，没有土地了，不让发展，限制发展，你就这几百万人口配套，最后人家还是来了。深圳计划的城市人口八九百万，现在多少？两千多万了，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4、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正确思路
说到城镇化发展，有人会说，你看人家欧洲多好，各小城市各自发展，相得益彰。我说直接拿欧洲比的话，我们要做点分析，两大不同，一是欧洲的工业化进程非常漫长，一百到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原来农村的人还没走光，退休的人就回来了。退休的是什么人？是拿一生的积蓄，拿着社保，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经验的人。他们回到农村后，改造老宅，回来安居乐业，还把社保带回来了，把社会服务体系带回来了，所以小城市也就发展了。欧洲的很多小城镇，尤其是偏远的小城镇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主要是老人住着，是养老的。而我们中国，第一批这样养老的人还没出现或正在出现。这就是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与欧洲工业化进程的差别问题。
二是，新兴国家都是在一代两代人不到的过程中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大家都迅速涌入大城市找工作，没有那么多退休的人。而欧洲的城市很密集，特别是轨道交通很发达，英国当时是把每个村都通了铁路。在大城市周边，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铁路交通能达到的范围，都属于大城市的区域。别看是小城镇，它的性质不是我们边远地区的三四线城市，它是大城市的组成部分，就像珠江三角这个地区，每个镇都不是小城镇，它都是大城市的组成部分。将来都通了快轨和铁路交通的话，整个珠三角就是一个大城市群、大城市带，这个就不属于小城镇了。
当我们看到英国离大城市比较近的小城镇时，那已不是我们现在的城镇概念了，那是大城市群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的房产过剩也不是这些地方过剩，是离得更远的地方。我们的国土面积比较大，有很多偏远地区，离大城市车程有四五个小时，这也是我们与欧洲的一个重大的差别。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中小城市不是没有发展潜力，不是没有未来，只不过在目前这个阶段，人口主要流向大城市。现在中小城市就是人口流失的阶段，它也会有未来，人口也会回流，但是什么时候回流呢？那就是大城市退休人口返回农村现象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回去修老宅、养老。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发展大城市。
5、在原有政策没调整的情况下限购是唯一可采取的措施
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不调整，还是继续沿着过去的思路走，那么大城市的房价是跌不下来的。因为政策没有调整，又没有房产税制度，土地制度也还没有改革，所以现在唯一能采取的措施就是限购。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一个是调整城市化战略；二是改革土地制度；三是建立房产税的内在稳定器；四是提高土地效率、提高土地使用容积率，把这些措施综合在一起，才能使房价稳定下来。而在上述政策迟迟不出台的情况下，只能限购。如果没限购，在房地产的狂欢中，房价会继续在飙升，炒房团会全国到处飞。这种状况可以持续两三年，但两三年以后呢？那就是崩盘，那就是金融危机。这种后果不堪设想。
限购是一个行政手段，在市场手段和其它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你还非得这么做，做了就能防止大泡沫出现，大城市的泡沫就不能波及到二线城市，市场就稳定下来了。我们就不会崩盘，就可以慢慢处理，争取点时间调整城市化战略、出台房地产税、提高容积率、改革土地制度，这样房地产市场最终能长期稳定下来。
在没有长期稳定的条件下，短期只好采取一些防止泡沫做大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再指望政府会对房价飚升坐视不管了。刚才我也说了，房地产商说我们又预见错了，没想到政府又出来管了，你不要指望政府还会放任不管，因为政府会想到后面怎么办。如果再来一个金融危机，再来一个房地产危机，中国经济别说恢复增长了，是不是出局都不知道。
我们不仅要想当前而且要想以后，要有在动态周期中、各种时代背景下思考各种问题的能力，而不能只看到眼前的问题。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根据演讲速录稿整理，文中的大、小标题由本刊编辑部添加）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唐杰：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要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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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川普政策诉求和政策实施、落地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一个政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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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预期的是，人民币走向可自由兑换的过程中能保持有效的政府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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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的周期并不决定每个企业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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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软着陆，不会有大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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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下滑，都处在可控、可预见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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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的宏观政策要回归中性，回归中性就是有紧有松，宏观政策处在不刺激、不紧缩，保证经济缓缓着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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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在持续增长快速贬值以后会处在有管制的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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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一线城市需求太旺盛，这是人口需求支撑的有效经济需求，是它的收益率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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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加快推进改革，放宽投资领域，放开金融市场，使优秀企业在危机中脱颖而出。
大家听了报告感觉很舒服，我如此，我大概讲六个方面30点。
一、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属于方法论问题
1、方法论的重要性
听了这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我认为就是方法论。大家听过很多报告，会说我五年前就看到这个问题，今天樊院长告诉大家，今年经济到不到底部2017年12月31号才知道。我们很多人习惯下很多定语，下很多结论，结果不知道这个结论如何得来的，就变成算命，这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我觉得与其听算命的不如听如何研究。
2、我们都需要接受思维方法的训练
我很喜欢听樊院长的报告，虽然我们在框架、逻辑上会有一些差别。让我讲房地产我不会像他这样说，但我很愿意听，我觉得特别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庸。一般人说到中庸会认为是保守，是因循守旧，是人云亦云，其实，中庸是兼收、兼听、综合、并蓄，同时还要把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假设下连起来。今天听了报告觉得人民币汇率、房地产是一体的，是在一个逻辑框架内连起来的，我们大家不需要严苛的经济学训练，但要受到思维方法的训练，能综合，能想到事物之间的相关性，那么就一定不会去算命。
二、报告的两大含义
这个报告中的两个含义。
1、满足于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关切，为企业解惑
2、若干重要经济学的讨论
（1）要对累积的问题逐渐处理，否则会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崩盘
中国有句古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看到问题总是抱怨政府太笨、太蠢，要是我早解决了。樊院长告诉大家，这要有一个过程，其实都是在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时候逐渐累积发生的。我们要逐渐处理累积发生的问题，很多人习惯于快刀斩乱麻，这就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崩盘。
（2）要研究理论框架的完整和理性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研究理论框架的完整和理性，大家要了解经济现实的话，可能更要了解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不要让企求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如果来得如此容易，你可能错得就如此之快。
三、重点、热点问题
1、特朗普极具不确定性
川普成了全球关注的人，他的行为不可预测。他还没上任总统便经常发推特来干预现在的政府和讲自己未来的政策，这不是一个标准政治家的行为。我们经过了三十年全球经济比较快速的增长、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全球资金流动快速增长，在当前世界经济发生黑天鹅事件的背景下，全球处在不确定的调整中，又出来一个不确定、不可预测的人，怎么办？这是樊院长讲的问题。
2、要分析川普政策诉求和政策实施、落地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一个政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樊院长跟大家讲了一段中美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听了以后很信服，信服在于说和做之间的条件。特朗普想说给中国征税，给全世界征税，说中国人挤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中国的东西贵一点，一个东西涨10%、20%养美国工人，美国工人的工资到现在还是中国工人的四倍，这样的工资养得起吗？养不起，他就要破坏利益原则，破坏一个原则他就做不下去。这里我们要看到的问题是，现在都在说中国怎么应对，怎么对付川普，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川普的政策诉求和政策能否实施、落地，我认为大家要分析这种可能性，今天能给大家讲的是，没有一个政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什么叫好政策？就是好处比坏处多就是好政策，好处比坏处少就是坏政策，川普的政策大家去看，能找到一个好处比坏处明显多吗？我现在是看不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分析的。
3、人民币走向可自由兑换的过程中能保持有效的政府管控
关于人民币汇率，樊院长讲了最典型的，，大家都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民币、这么多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拿去支持美国人吗？我们的外汇储备要守住3万亿，高额的外汇储备有它的好处，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官方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是不同的，他的掉期头寸都是不同的，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条件，现在有现在的条件。假如没有这么多外汇储备，我们的人民币可能都发不出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能预期的是，人民币走向可自由兑换的过程中能保持有效的政府管控。
4、房地产和货币、制度、城市化有关
关于房地产，我觉得樊院长讲了三个观点：一是和货币有关；二是和制度有关；三是和城市化有明显的关系。
四、一些重要的理论结论
1、讨论周期时，要分析它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
当我们讨论一个周期的时候，要看它是长的还是短的，过去都比较习惯于三到五年，我们那一轮可能碰到一个比较标准的词或是熊彼特这种词，我们要用的是马克思的话，就是马克思标准的资本主义周期，就是十年，是我们过去三十年很少看到的，我们过去三十年一般的周期都是三到四年的商业周期，叫做机器周期，这轮是中期的周期，是十年左右的基础期，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他会对长期的发展态势产生持续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中也并不多见，可能对长期态势发生影响，这是我们要重视的。
2、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将在6%-7%波动
樊院长特别讲了，什么是过热？以前增长率到14%是过热，未来到10%就是过热，中间的含义是，当围绕一个中心值波动的时候，这个中心值在经济学的角度就叫长期潜在增长率，从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看，长期潜在增长率是一个随机漂移的过程，是向下还是向上，到目前为止，当我们说中国经济减速的时候，我们按照樊院长给的逻辑严格区分是长期的向下还是短期的向下，假如研究十年周期影响会出现长期向下，过去35年中国经济增长是10%，意味着前35年的平均值中线是10%，未来三十年我们的中线可能是到7%，这样的漂移过程会不会如此？这是要研究的，樊院长给了一个很强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他认为长期潜在增长率不会陡然悬崖式下降，这个假定是很强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隔几年触底再上去看10%，但是长期围绕着波动的线在6%到7%，不会9%到10%，这样的假设能不能经得起长期检验是要研究的，也是我和樊院长观点不同的地方，要我判断，我没这么乐观，这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
3、宏观的周期并不决定每个企业的兴衰
樊院长谈了很重要的问题，宏观经济条件下的微观条件就是企业，为什么有的企业在很恶劣的宏观条件下还保持很好地增长？需要我们考虑的是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妥善处理，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宏观的周期并不决定每个企业的兴衰，在繁荣期也有很多企业死掉，衰退期也有很多企业可以成长，如果某个企业家和员工说今年是因为宏观形势不好咱们才不好，他一定是处在被淘汰的行业，或是自己管理有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4、有效处理信息、集中处理目标非常重要
我觉得樊院长的假设中有很强的理论观念，人民币加入SDR，到了充分可兑换的时候，人民币也要参照一个篮子的管理，我们在很长时间都期待可以随便自由兑换，现在看起来真正这样随便的国家全球没几个，多数是有管理的，管理的程度是多少？像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最近网上对人民银行的批判、对外管局的批判有很多，很多人讨论为什么现在外汇下降的速度很快？道理很简单，越管越觉得不行，越觉得不行就越跑，是人们对于错误决策没信心，如果真不管了，一哄而起就跑没了，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效处理信息、集中处理一种目标可能是重要的。
5、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需要我们研究
对全球的判断，我要得出几个重要的理论。全球化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对于全球经济肯定都是非常好的，但这个好日子确实结束了。三十年的全球繁荣，经历了两次比较短暂的危机，拉美有过一次，即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引起的拉美金融危机，还有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年说得很严重，三年就过去了。一段好日子过以后，现在发现全球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要出现全球经济新的再平衡，这跟美国的再平衡含义不一样，如何实现这样的平衡？确实是我们要研究的，如何研究未来的趋势?全球如何分工？在找不着这条路之前，可能全球都在黑暗中探索，过去大家一般觉得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三、五年就可恢复，现在九年了，我们也不可以预测美国经济今年会回到长期增长率的水平之上就可以持续，虽然要加息三次，但是全年持续维持在2.5%以上，我们还看不到。
五、若干重要问题的实践性参考意见
我觉得大家都有体会，不需要多说，现在看起来：
1、中国经济软着陆，看起来不会有大意外
2、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下滑，都处在可控、可预见的范围内
美国复苏、中国下滑，看起来都处在可控的、可预见范围内，美国的不确定性没那么大，川普实行财政政策刺激的可能性也并不很突出，中国经济下滑到6.5%以下的可能性也就这么大，6%以上没问题。
3、保证经济缓缓着陆
目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短期的宏观政策要回归中性，回归中性就是有紧有松，我们现在有的政策是松的，有的又是紧的，有紧有松，宏观政策处在不刺激、不紧缩，保证经济缓缓着陆的过程。
4、人民币汇率会处在有管制的通道上
关于人民币汇率，现在看起来，人民币汇率在持续增长后快速贬值，以后大致会处在有管制的通道上。
5、关于房地产的若干问题
（1）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大致处在合理范围内
关于房地产，我不是特别赞同樊院长的观点，我觉得，当我们说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时候发现，中国房地产的标的都在大城市，中国房地产一线城市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土地供应太少，是需求太旺盛，中国经济能找到支撑房地产价格的城市几乎没有，我不觉得重庆的房价是合理的，我觉得重庆房地产是过剩的，天津房地产也是过剩的，北京、上海、深圳加上半个广州大概处在大致合理的范围，为什么？因为有有效的经济规模需求、人口需求支撑，同时也是它的收益率决定的，我大致做过城市收益率的研究，重庆的收益率是一块钱的投资有一块钱的GDP，深圳是一块钱的投资五块钱的GDP，道理就这么简单，我们城市之间的效率差距太大，我和樊院长在这点上观点不一样。
（2）建立大都市带会带来城市重构
樊院长最后讲到，如果建设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带会怎么样？假如有这样的大都市带，我们一定看到沿着可连续的空间下，房价以核心CBD为中心由近至远递减，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居住和工作分离，我们的城市就会发生重构，就会出现很多人在大城市、在核心CBD工作，在三十分钟、五十分钟、一个小时的快速通勤交通以外居住，这实际上就是著名的R定理，即研究房价和工资之间的效益均等。
（3）深圳要打开胸怀，提高城市效率
我很支持樊院长最后说的观点，对于深圳而言要学上海，要打开胸怀。深圳大都市区要有3000万人口，很多人白天在这儿工作，晚上回去居住，就像纽约一样，只有这样的城市效率才会提高。
六、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1、中国长期增长率是5%或5.5%
在长期增长率下降的过程中，我们面对中、短期的周期扰动。在这样的扰动中，经济会有反复，但从总体来看，樊院长给了一个长期增长率可能会到7%预期，我从研究日本和韩国的角度分析，我觉得可能会到5%，或是5.5%，但我并不觉得这样的周期是一个错事，我和郭院长讨论过很多次，我觉得重要一点是去产能、去泡沫，去就是淘汰落后技术，假如周期具有淘汰落后技术的能力，意味着周期就是创新的因素，什么叫繁荣？繁荣就是一种新技术来了，引来很多投资者。什么是衰退？一种技术落后了，大家把它淘汰掉。假如没有这样的过程，中国就不可能有产业升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把樊院长讲过的综合周期图再拉长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经济成了一条水平线，和我们三十年的波动完全不同，这样会出现什么的问题？水平就不会鼓励先进也不会淘汰落后，大家都在这儿拖着，这是我们现在处理短期危机中要注意的问题。
2、危机中优秀企业脱颖而出的路径选择
第二个需要我们考虑、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危机中能够使优秀企业脱颖而出。
（1）加快改革步伐
这里最重要的，我认为可能是改革。要放宽投资领域，放开金融市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越危机贷款越不可能给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得不到贷款，劣势企业能保住贷款。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不能让你死了，你死了我的贷款就黄了，创新企业有风险，我就不能把钱给你，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问题。我们现在看深圳能在危机中持续发展，是优秀企业能够得到能够承受风险的VC、PE的资金，劣势企业得不到，这样带动深圳的繁荣。
（2）放开投资领域
其实我们投资领域也应该更加放开。我们高铁也不需要都是国企来投，很多领域都是可以放开的。东京的铁路有国铁也有私铁，国铁和私铁并线行驶。我们过去说铁路是国计民生就要国有，我也看不出是为什么，只要运营得有效就行，下一步我们的改革恐怕还是要加大、加快推进。
我就做了这么点考虑，可能不对，谢谢大家。
唐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原深圳市副市长、马洪基金会理事
主要媒体报道
由马洪基金会和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的理事报告会昨在深举行，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作专题演讲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软着陆
深圳商报 2017年1月9日 陈发清
中国经济L型调整还需多久，2017年经济走势如何？由马洪基金会和深圳商报社联合举办的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昨日在深圳举行。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作为主讲嘉宾畅谈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看法，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原深圳市副市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教授作为嘉宾进行点评，共有350多人出席报告会。
马洪基金会是由民间智者和民间智库组成的为政府工作献计献策的平台。记者了解到，2015年下半年以来，马洪基金会和深圳商报社连续举办多场“问势系列理事专题报告会”，在深圳掀起一场场思想风暴，成为新的高端论坛品牌。
中国经济L型调整还需多久，2017年经济走势如何？昨日，马洪基金会2017年第一场理事专题报告会在深圳举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带着自己的最新思考，给现场观众进行专题演讲，带来一次思想碰撞和交流。
用软着陆方式清理过剩产能
中国经济有没有探底？在探讨中国经济L型调整还有多久时，樊纲首先抛出了这个问题。他表示，中国经济何时见底，难以回答。不过，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软着陆。“一些指标表明中国经济正在企稳，比如结束了连续54个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的通货紧缩。”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去年虽有下滑，不过第四个季度平稳下来，全年GDP增速估计为6.7%，比2015年的6.9%只低了一点。企业的利润在回升，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以及汽车、机械制造、一般消费品的销售都相对比较稳定。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仍是2017年的重要工作。而过热的经济、过剩的产能来自过去的财政刺激政策。“一说刺激政策就说4万亿，其实主要的刺激来自于当时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樊纲表示，当时6万亿是34%的GDP，一下子经济热起来了，“造成了现在的产能过剩，也是现在的问题来源。”
过剩就要清理，中国会使用软着陆的方法清理过剩产能，而且推行软着陆政策有一个特殊性，可以使用行政管制，“譬如住房限购，不让泡沫变大”。樊纲表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像美国通常是急风暴雨式的硬着陆，一下子危机来了，一下子企业倒闭破产，但是它恢复得比较快，“而软着陆和硬着陆的差别就是时间比较长。”
过热是经济周期的表现，解决过热实现软着陆，上一次中国用了8年。樊纲表示，其实两次的问题、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产能过剩，“目前中国经济下滑了六年，由于产能过剩、债务问题，会比上次更难解决，整个‘十三五’期间可能都要处理前十年产能过剩造成的后遗症。”
明年GDP增速在6.5%-7%之间
中国经济要防止过热，但主要是防止过热导致的结果。樊纲表示，过热的时候大家都有好日子过，但危机来了就很难过。“如果作预期的话，明年GDP增长6.5%到7%之间是能达到的，不会再往下滑。”樊纲特别引用了特朗普没当选总统时的一句评论：“经济好的时候我也好，经济不好的时候我最好，那个时候我收购，我低成本扩张，做经济热时做不了的事，买我想买的东西。”他表示，宏观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对企业影响不大，企业最重要是专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经济无论怎么波动，你的情况都是好的。
采取多种措施让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下来
房地产是目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行业，樊纲表示，目前这轮房地产波动最突出的是两极分化，一线几个大城市飙升，二线城市一部分升得快，三、四线城市则属于去库存的范畴。
两级分化的实质在哪里？樊纲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否定了两个观点。他表示，房价的上升与货币有关系，但和货币增发无关；房价的上升与土地供应量有关，但和土地贵无关。
樊纲表示，城市化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趋势，因为城市化能给我们带来聚集效应、带来规模效应，企业的聚集使基础设施的成本比较低，而且聚集的地方可以支撑大量的企业，产生大量的就业。而人要改善生活、人要就业、人要有更高的收入往往会向大城市迁移，这就是城市化的基本逻辑。
发展小城镇，结果人越来越多走掉，盖很多房子希望发展小城镇，结果卖不出去。樊纲表示，回到经济学上其实房价就是一个供求关系，太多的需求面对太小的供给、有限的供给、人为设限的供给一定会引起价格飙升；而在没有需求，需求下降、供给在增长的地方，一定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中小城市不是没有发展潜力，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人口主要流向大城市；有的中小城市现在处在人口流失阶段，但将来人口会回流，什么时候回流？在退休人口出现的时候，有人想退休回去修老宅、养老。
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大城市来说，现在唯一能采取的措施就是限购。樊纲表示，因为房产税制度、土地改革和土地利用效率都没有改革，只能采取限购，不然房价将继续飙升，若导致崩盘后果不堪设想。从长远来看，要通过调整城市化战略、出台房产税、容积率提高、土地制度改革，使这个房地产市场最终能长期稳定下来。
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认为
投资领域应更加开放 让优秀企业脱颖而出
深圳商报 2017年1月9日 解冰
昨日，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在深圳举行。马洪基金会理事、原深圳市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对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的主旨演讲进行点评。唐杰指出，樊纲的演讲“听了感觉很舒服”，并就樊纲提到的房地产、企业管理、放宽投资领域等多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线城市楼市需求旺
“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土地供给，是需求太旺盛”。对于当下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唐杰谈到，“我觉得重庆房地产是过剩的，天津房地产也是过剩的，北京、上海、深圳加上半个广州处在大致合理的范围。”这是为什么？唐杰解释称，因为这些城市有经济规模需求、人口需求支撑，也是由收益率决定的。“重庆的收益率是一块钱的投资有一块钱的GDP，深圳是一块钱的投资，有五块钱的GDP，城市之间的效率差距大”，因此也对价格产生了影响。
“如果建设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空间价格随距离核心CBD价格递减，意味着居住和工作分离，就会出现很多人在大城市、在核心CBD工作，绝大多数人在三十分钟、五十分钟、一个小时的快速通勤交通以外地区居住。”深圳要学习上海，大都市要吸纳更多的人创造价值，很多人白天在中心区工作，晚上回去城市周围居住，就像纽约一样，只有这样，城市效率才会提高。
注重现代企业制度研究
一个企业如何能在市场中屹立不倒，很多人会把企业的兴衰归结到经济形势、时代发展问题上来。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稳扎稳打，开疆拓土？
唐杰特别提到，为什么有的企业在很恶劣的条件下还保持很好的增长？是因为这些企业设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能妥善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这一领域也是特别值得专家学者研究的。宏观周期并不能确定每个企业的兴衰，在繁荣期也有很多企业死掉，衰退期也有很多企业可以成长，“如果某个企业家和员工说今年是因为宏观形势不好咱们才不好，他一定是处在被淘汰的行业，或是自己管理有问题”。
全球经济需要再平衡
回首过去的岁月，全球化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对于全球都带来了高速发展的幸福时期。三十年的全球繁荣，经历了两次比较短暂的危机，这样的快乐时光如今结束了。人们现在发现全球化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他预测称全球经济发展要出现新的再平衡。
他解释称，这跟美国的再平衡含义不一样，这是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如何实现这样的平衡？专家学者要做“探路者”，研究未来的趋势，全球如何分工，“找不到这个路子之前，可能全球都在黑暗中探索”。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三五年就可恢复，“现在九年了，我们也不可以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回到长期增长率水平之上可以持续”。
周期也是一种创新因素
目前，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鼓励科技创新，改革正在进行中。我国在长期增长率下降过程中，面对中短期的商业周期扰动，会出现经济的反复。
他指出，这种周期是一个去产能、去泡沫的时机。去产能、去泡沫就是淘汰落后技术，假如周期具有淘汰落后技术的能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周期就是一种创新的因素，“什么叫繁荣？繁荣就是一种新技术来了，引来了很多投资者。什么是衰退？一种技术落后了，大家把它淘汰掉”。
假如没有这样的过程，中国就不可能有产业升级。“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成了一条水平线，和我们三十年的波动完全不同，这样的水平线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水平线就不会鼓励先进也不会淘汰落后，大家都在这儿拖着，这是我们现在处理短期危机中要注意的问题”。
要放宽投资领域
“如何在危机中能够使优秀企业脱颖而出，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改革，要放宽投资领域，放开金融市场。”唐杰指出，目前市场出现的情况是，优秀企业得不到贷款，劣势企业能保住贷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道理很简单，我不能让你死了，你死了我的钱就黄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深圳能在危机中持续发展，是因为有大量的VC、PE能够承受风险，并给这样的优秀企业贷款，“劣势企业得不到，优势企业可以得到，这样就会繁荣”。他表示，投资领域也应该更加开放，“很多领域都可以放开”，下一步我们的改革力度恐怕还是要加大、加快推进。
樊纲：经济周期视角下，中国L型调整还需多久？
21世纪报道 2017年1月9日 王帆
樊纲认为，这一次的调整期可能在8年以上，“十三五”期间都将要处理“十一五”、“十二五”过剩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故事远没有结束。
刚刚过去的2016年，经济是否已经探底？2017年，中国又将面临怎样的宏观经济形势？
1月8日，在深圳马洪基金会“问势2017”的理事报告会上，经济学家、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发表了“中国经济的L型调整还需要多久”的演讲。
当前，一方面，一些指标反映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企稳迹象，生产者价格指数四年多来出现了转正，部分企业利润在回升；但另一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难题仍旧存在，形势依旧严峻，债转股等问题才刚开始破题。
这些问题从何而来？在结构性因素之外，樊纲更强调了经济周期的影响。他表示，所有的经济周期、经济危机，性质是同样的——两三年的经济过热后，开始出现过剩，在清理过剩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危机。
“但我们的政策有一个特殊性，努力避免危机的出现，而是用软着陆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它的好处是不会出现衰退，问题则是调整的时间比较长。”樊纲称。
过去10多年内，中国分别在2004年到2007年间、2009年到2010年间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樊纲指出，和上一轮调整期（1995年到2002年）对比来看，这两次叠加出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债务问题只会更难解决，调整期可能在8年以上。“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十三五’的五年间，都将要处理‘十一五’、‘十二五’过剩的后遗症。”
但因为企稳迹象的出现，樊纲认为经济增速不会再出现深度下滑，预期2017年的GDP增速会在6.5%到7%之间。
此外，调整期的积极一面在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往往在这一时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企业会更加致力于创新和降成本。
以2001年到2002年间的经济表现为例，樊纲认为，这是上一个“L型”调整的尾部阶段，企业的利润开始上升，投资开始恢复，正是因为在七、八年的调整期内，企业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基于经济周期的判断，樊纲表示，“周期性因素会随着周期的变化而逐步调整，问题解决后还可以恢复正常增长。长期来看，不要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增长的潜力，我们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5。随着创新、技术的进步，中国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樊纲：中国经济在L型低谷还将继续徘徊
和讯网 2017年1月9日 张金豹
和讯网讯 2017年1月8日，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与深圳商报社联合主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支持的“问势2017”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在深圳银湖顺利召开。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L型在当前就是低谷，还得徘徊，并预期2016-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在6.5%至7.0%之间。
“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过热的结果”
针对L型问题，樊纲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由于过去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后持续的低迷给中国带来了影响；另一方面，现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大部分问题，
都是过去十二年内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即2004-2007年及2009-2010年）。
樊纲表示，所有的经济周期、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到调整时期过热之后都是同样的问题，即过热的结果。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正在企稳。他以通货紧缩举例，“中国结束连续54个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的通货紧缩，四年半的通货紧缩终于结束了，最后一个季度价格开始回升。”但是，下一阶段的 中国经济不能过于乐观，他认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问题仍存在，而过剩产业的企业、中小企业也处在困境中，加上高债务率的问题，去产能才刚刚破题。
“过热的后遗症：产能过剩”
“两次过热叠加导致产能过剩，2008年的时候我们计算钢铁产能过剩，4亿吨需求6亿吨产能，三分之一过剩。2011年再计算钢铁产能过剩，6亿吨的需求12亿吨的产能，一半的过剩，这就是我 们现在的问题来源。”
过热后遗症的表现方面，樊纲认为，首先过热增长的后遗症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消除，一些过热产业的存货及过剩生产能力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清理；其次，“软着陆”也是着陆，也要有大量的调整，基本的问题即产能过剩，包括房地产过剩；再次，相关联的金融风险，如影子银行、地方借货需要根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亟待破解。
“有宏观调控就比较容易实现‘软着陆’”
樊纲表示，中国的特色是软着陆，即不用危机（大批倒闭破产、经济衰退）的办法快速消除过剩产能和债务问题，而是让问题逐步暴露。“当然前提条件是过热本身受到抑制，同时政府有一 定的管控能力。”
樊纲提出，宏观调控使“软着陆”更易实行。他认为，“软着陆”过程中，可以适当控制泡沫破裂的过程，不让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局部性的风险不会变成系统性风险。樊纲举例道，“房地产限购政策，2010年的时候，我们2009年开始刺激，2009、2010年是一次过热，2010年初政策开始收紧，当时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4月份出现了住房限购政策，一线城市鼓起来的泡沫就给抑制住了，没来得及波及到全国二、三线城市，上一轮二线城市房价都没起来。”
“软着陆”的好处是不会出现衰退，衰退就是负增长。”樊纲肯定了“软着陆”的优势，“我们无论再低还有六点几呢，不出现衰退，不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破产，不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崩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L型仍将持续低谷徘徊 “八年时间打不住”
L型经济走势方面，樊纲保守估计，未来仍将在低谷徘徊八年的时间。“中国已下滑了六年，从2011年开始，2009年、2010年走过刺激阶段，2011年至2016年继续下滑，但这些问题才刚刚开始，比如说去产能的问题。”
与上次经济过热相比之下，樊纲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并不乐观：“两次累计起来的，两次叠加出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债务问题不会比上次更容易，只能比上次更难。因此可能八年时间打 不住，在这儿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尤其是‘十三五’的五年期间，处理‘十一五’、‘十二五’过剩的后遗症。”
最后，樊纲寄望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的潜力仍然巨大，“单元不要再过热了，不要那10%，维持7%左右的增长是很好的，也是很高的增长。”对于企业发展方面，樊纲则认为， 企业应专注、专业地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超越经济波动、实现持续发展才是企业屹立不倒的秘诀。
樊纲：“中国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南方周末 2017年1月11日 黄河
中国经济的L型调整到底了吗？ 2017年的房价是否还会上涨？
2017年1月8日下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问势2017”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对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这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两次“经济过热”后的“软着陆”
“确实有一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在企稳，但是是否真正见底还要看2017年。”樊纲表示自己“不做预测”，主要分析此轮调整背后的经济逻辑。
从好的方面来看，连续54个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止跌回升，珠三角和长三角企业利润回升以及汽车、机械制造和消费品等产业开始稳定，是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指标。但与此同时，此轮经济调整中的诸多挑战，如去产能、去库存、中小企业困境及负债率过高等问题可以说才“刚刚破题”。
面对2017年可能遭遇的种种挑战，首先需要理解今天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樊纲认为，正是因为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2004-2007年及2009-2012年期间的两次“经济过热”，累积而成今天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诸多“后遗症”。
“2008年我们计算钢铁产能过剩，4亿吨需求，6亿吨产能，三分之一过剩；2011年再计算钢铁产能过剩，6亿吨需求，12亿吨产能，一半的过剩，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来源。”
在樊钢看来，“二次过热”的关键在于全球金融风暴冲击：2007年下半年中央已经开始对房地产、股市和金融市场展开调控，但2008年底的世界金融危机促成了G20联手救市，在避免了1930年代全球性大萧条场景重演的同时，却将刚刚开始调整的中国经济推入了第二轮过热周期。
在“二次过热”周期中，关键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地方债务剧增：中央的“4万亿”刺激政策每年实际只有2万亿，而且多数是常规政府支出；而地方债务每年增长6万亿，“一下经济就热起来了”。
正因为如此，近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急剧下降，并非仅仅体现长期增长趋势的变化，更是“典型的经济周期问题”，这也意味着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速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真实的增长潜力，而是经济过热“后遗症”。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应该在6.5到7.5之间。
“长期来讲不要以为中国经济没有潜力了。”樊纲强调，中国今天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而韩国1979年就达到这个水平，“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我们的创新、我们的技术都在进步，中国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中国故事”的另一面，在于中国政府不同于美国的经济调控模式及特有的市场现象：软着陆。
由于西方市场经济没有中国的许多行政管制和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非常热”，一旦回调则是急风暴雨般的企业破产和大量失业，“但恢复得比较快”。如美国经济在两年便开始恢复增长，今天已经达了3%以上的增长水平。
而中国在第二轮经济过热时，早在2010年4月就出台了以住房限购为代表的调控政策，抑制住了当时刚刚鼓起来的楼市泡沫。但在此后金融混业趋势的推动下，房地产与金融“裹在一起”，令金融泡沫急剧膨胀，最终引来了政府空前严厉的限购政策。
真正优秀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没什么关系”
樊纲坦言，房价问题的根本解决涉及到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和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深层制度改革，在这些改革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对于已经开始疯涨的房价只能采取限购这种行政手段来调控。
“如果没有限购政策，我们现在正身处房地产狂欢之中。”他估计这一波“房价飙升、炒房团满天飞”的房地产狂欢可能持续两三年甚至更久，“两三年以后呢？就是崩盘，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别说恢复增长，是否出局都不知道”。美国房地产泡沫在短短数年内引发空前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正因为如此，他忠告指望此轮房地产调控很快结束，继续依赖资本运作模式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不要指望政府会坐视不管”。
中国的此轮调控正在“跟时间赛跑”：在以行政化调控稳定下来的市场中，争分夺秒地调整城市化战略，推出房产税及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政策调整，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的制度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决不可能容忍刚刚压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再度泛滥。
中国的行政化调控模式有着“调控早、泡沫小”的优点，也有着与之相应的缺陷，那就是“恢复慢”。樊纲以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调整周期为例，指出从1994年朱镕基压缩银根开始调整，直到1999年经济增速才真正见底，此后又在低谷徘徊了三年，“前后加起来一共八年的时间，这就是上一轮的软着陆”。
相比之下，中国此轮经济下滑从2011年开始，至今已走了六年，但许多关键问题的解决依然有待后续改革推进。樊纲坦言，跟上一轮调整相比，此轮“两次过热”叠加出现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只会比上次更难”。他提醒市场要有思想准备：“十三五”规划五年期间，都要处理“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经济过热的后遗症。
这也正是中央政府对此轮房地产泡沫引发的经济过热“苗头”如此重视的原因所在，“防过热不是防过热本身那点事，而是防止过热后的周期性危机。”
这一漫长的经济过热周期调整，让中国经济在美国恢复增长之后，依然处于“探底”阶段。樊纲认为，这也正是市场经济中真正“优胜劣汰”的效率提升阶段，“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都赚钱，你淘汰谁？”
在上一轮经济调整末期，经济学者们发现一个反常现象：尽管宏观经济还在通货紧缩，但企业利润和投资却开始回升了，“这是说不通的”。而在调查分析后发现，在七、八年的市场调整和企业淘汰之后，活下来的企业经营效率普遍提高，因此可以在产品降价的同时提升利润并恢复投资。
这一现象给樊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演讲中明确表示，真正优秀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没什么关系”，“（宏观）经济好的时候它好，经济不好的时候它也好”。樊纲认为在每个产业领域中都有这样的好企业，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反而是它们低成本扩张的最好时机。
而在这一轮经济调整周期中，同样有着华为、比亚迪等一批“穿越周期”的优秀企业，在动荡不安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变局中，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并展示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2016年华为销售收入预计将达到5200亿元，同比增长32%。
为什么能这样？樊纲自问自答道：“因为他们在过去几年乃至几十年里，专心、专注和专业地做好了他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