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走入一个“新周期”，L走到了底部，但仍然会波动，今后几年的增速基本在6.5%到7%之间，但对在底部徘徊的波动不必太敏感，要有一个容忍度。
2017年，中国经济整体表现好于预期，GDP增速为6.9%，高于2016年，也是近几年来的首次“提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周期？
1月31日，在深圳召开的“马洪基金会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上，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可以说2016年下滑探底，现在的问题在于探底之后是否能马上反弹？有人开始谈论‘新周期’，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经济还会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
樊纲指出，中国经济要处理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里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后遗症。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过高等，樊纲表示，这些问题属于典型的周期性问题，是经济周期低迷阶段清理过热的市场出清现象，并不能将其简单归为长期结构性因素。
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通常是“软着陆”，它的好处是不出现危机，坏处是所花的时间长。樊纲表示，从2011年开始，中国GDP增速开始正式下滑，下滑了6年，现在看来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主要就是清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2018年、2019年的预期，我不同意现在经济就进入新周期这个说法，L走到了底部，但仍然会波动，今后几年的增速基本在6.5%到7%之间，但对在底部徘徊的波动不必太敏感，要有一个容忍度。”
樊纲进而提醒，市场经济的很多功能往往是在调整期才体现出来，比如优胜劣汰，过热的时候不存在危机，而在低迷期，一个行业中可能有三四千家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但产业总体仍然有10%的增长，说明订单不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企业，而是向一些真正的好企业集中，行业重组会由此发生，行业集中度提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反弹，外界舆论开始“唱赢中国”。樊纲表示，仍然需要冷静看待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9500美元，美国是57000美元，相差了大约5倍。“而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创新体制等等，这些差距才是最根本的。”
此外，中国还应该正视长期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增大，商务成本难以下降等等。“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地位的潜力所在，做正确的事情，把潜力发挥出来。”樊纲说。
国际环境方面，樊纲指出，好消息是发达国家经济在复苏，带来中国外贸形势的好转。但美联储加息、特朗普减税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投资摩擦等，都将是不确定因素。
“短期内国际市场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个大幅增长的市场，如果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加倚重国内的新动能，挖掘国内的增长潜力。”樊纲表示。
关于新动能，樊纲列举了更加放松的制度环境、风险投资、含金量提高的中国制造以及日益扩大的消费规模等几个方面。其中关于消费，樊纲指出，随着代际的更替以及其他导致消费增长的因素，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消费提高，储蓄降下来，这是中国今后消费增长的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