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比较紧，我比较快的时间来说一说，我在罗力理事长组织的采访中给他讲了两个故事，我觉得还可以讲。我有幸在马老的领导下工作了四年进入政府，我进入政府也一直做的是政策研究，我不像思平有这么多权利，我没啥权利，我一直是做研究。
跟着马老这两件事对我影响是比较大的：
第一件事，有一次我跟他走路聊天，他给我讲他感到特别惊讶的事。当年改革开放之后，他到哈佛去访问，哈佛送他一个礼物，就是当年1942年他在延安做的调查，他自己都没有。我对这个调查一无所知，就问马老这个调查是个什么。马老说就是调查农民状况、农业状况和地主的情况。我当时特别傻，我说您当时用什么框架去研究？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搞调查最好的是南开，南开最好的是南开经研所，我都不知道马老做过这个调查，是哈佛图书馆送给他的珍藏。南开做调查的是美国回来的博士，做了影响中国经济学界70年、80年的调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中国城市化、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工业化全部都是那个年代形成的。所以马老说起这个调查的时候，我就特别傻地问马老用什么框架去研究。马老说我们没像你们读书那么多，你们读得书很多，我们调查就是一个框架，实事求是、深入细致。这个话对我而言，是我进入政府以后最受用的一段话。
第二件事，又有一回聊天，聊起小康，小平同志说本世纪末要实现小康，实现翻两番，后来翻两番不提了。我问马老领导的决策过程、研究过程是怎么回事。马老说，为什么翻两番，翻两番是什么意思，300一翻600，600一翻是1200，本世纪末是12亿人口，1200×12亿，大概1.45万亿美元的GDP，我们当时是3000，怎么能做到1.45万亿的GDP呢？那是他当年领导做的，对我影响非常大。他的研究涉及多个综合性的学科，而且中国的计量研究，所谓的数量经济引入决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当年那一代的老师，大规模的运用数学方法进入决策过程，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也是到我们最高水平。
后来小平同志说800到1000，不再提翻两番，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智库或是研究机构影响重大决策的最突出的案例。这个研究不是一拍脑袋出来的，小平同志说说有这样的思想，就要论证，马老领导做了两年系统化的研究。对我而言我进了政府以后，我在政府待了17年。政府的所有重大文件和决策都是我参与的，我觉得跟马老那四年，学习到的实事求是和多学科的研究，奠定了我工作的基础。
今天我和这个主题差得有点大，我没再从事智库研究，而是回到了大学。我再进入大学以后，我看现在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学的东西多。就像马老当年笑话我一样，就多看两本书，他们背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很多学者也是，朱嘉明老师研究历史，宋晓梧也在讲历史，现实变化太快了，我们对现实的深入了解不够。我们应当学习马老那一代人的实事求是，以前需要在一个村住40多天做的研究，现在是随便扫一眼，网上查点资料报告就出来了。信息化对我们造成最大的冲击是大家吃快餐，很少实事求是地研究，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数学化之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跟马老那个时代的有很大的差别，那个时代的数学化不是按照数理经济学做的。而现在数理经济学基本方法是假设，做了非常高度的假设，不断的证明，证明出来好象不需要再证明的东西就行了，我想想也应该能得出这个结论。对现在的大学而言，老师忙着做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教给学生也是数理经济学的方法，这样教学生行吗？老师们不了解中国，你这样教出来的学生，他会了解中国吗？我觉得还是要回去向老一代学习，要调查研究、要综合、要沉下心来。
回到今天的主题，说句实在话，智库都是张嘴就说，好象没有不会的东西，没有不懂的东西，没有不敢说的东西，说得嗓门越大越好。我是比较赞成晓梧讲的智库要专业化，智库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智库就是万能，什么都敢说，什么都瞎说，不专业。看到美国的智库就会发现他的专业化程度比我们高，他对美国的了解的深度，对世界了解的深度都超过我们。我们要有一代人、两代人沉下心来，无论像南开用美国框架做中国研究，还是像马老一代就是在中国这片土上刨根中国的东西，都可以尝试。我觉得我在中国了待很长时间，我退休两年后和年轻的小孩聊天，对产业变化的感知就有隔膜了。他们有大量的新东西、新思想是我们这代人很难理解的。
今天我们在做智库的发展论坛，而我给智库事业的一点建议就是，大家要更多的走出去，深入地了解中国，学习专业知识。谢谢大家！
